“卡脖子”是一个形象的说法。用经济学解释，是指你需要购买别人的商品，而人家却不肯卖给你，使你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同样道理，对一个国家来说，若某种商品之前一直是从国外进口，可突然有一天对方限制了该商品的出口，而进口国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替代品，这样就被人卡住了脖子。而供应链一旦中断，国内产业链也随之会有被中断的风险。

　　现在要研究的是，为何会出现这种“卡脖子”现象？在我看来，最直接的原因是国际分工。亚当·斯密当年写《国富论》从分工下笔，指出分工能提高生产效率，并由此推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一个国家按“绝对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可以增进人类福利。后来李嘉图又作了进一步拓展，指出一个国家即便没有绝对优势，按各自“比较优势”分工也可以双赢。

　　举个例子。假定甲、乙两国皆生产大米和布匹，但生产成本有差异：甲生产一吨大米的成本80小时，生产一匹布的成本90小时；而乙生产一吨大米的成本110小时，生产一匹布的成本100小时。自己与自己比，甲的比较优势显然是生产大米，乙的比较优势是生产布匹。若按比较优势分工，甲生产2吨大米而放弃织布；乙生产2匹布而放弃生产大米，然后彼此用大米与布匹交换，这样不仅可各得其所，且双方皆能节约10小时成本。

　　斯密和李嘉图的分工理论无疑是对的，不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贸易自由。上面例子中，大米和布匹都是生活必需品，要是甲、乙两国中有一个国家限制出口，彼此则无法形成分工。理由简单：假若分工后甲国的大米不卖给乙，乙国人会没饭吃；乙国的布匹不卖给甲，甲国人会没衣服穿。由此见，在国际分工条件下，若贸易受到限制就可能被“卡脖子”。

　　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可能。读者注意，我们以上分析的只是两个国家的分工。假若有甲、乙、丙等3个以上的国家参与分工，情形会不同。甲国的大米不卖给乙国，乙国可以从丙国或丁国进口大米，这样乙国也不会被“卡脖子”。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今天产业分工已经全球化，为何仍出现了被人“卡脖子”现象呢？对此我的解释，是与产品的全球供求状况有关。

　　是的，国际市场有供给过剩的商品，也有供给短缺的商品。一个国家对供给过剩的商品有需求，自然不会受制于人，但若对供给短缺的商品有需求，却容易被人卡脖子。以粮食为例。中央为何反复强调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因为世界上粮食供给严重短缺。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称，目前全球共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中国是14亿人口的大国，若不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或者放弃粮食生产，其后果不堪设想。

　　据此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国际分工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参与国际分工虽然可以共赢，但若某产品在国际市场供给短缺，而国内又对其存在“刚需”，那么就不能放弃此类产品的生产。我在前面说过，国际分工格局形成后，贸易受到限制可能会被“卡脖子”。国际市场供给短缺的商品，要是一个国家也不生产，则迟早会被人“卡脖子”，这一点可确定无疑。

　　再想深一层：放弃全球短缺产品的生产会被人“卡脖子”，那么全球供求平衡的商品，自己能否不生产呢？我认为也不能。事实上，近年来西方国家主要是用关键核心技术产品（或零配件）卡别人的脖子。要知道，关键核心技术是稀缺性技术，但关键核心技术“产品”却可规模化生产，供给并不短缺。产品不短缺而人家为何不卖？目的昭然若揭，就是为了卡对方的脖子。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讲：“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是的，一个国家若不重视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高度依赖进口，长此，被人“卡脖子”将势所难免。读者想想，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卖给我们芯片、光刻机、数控机床等高科技产品，是因为这些产品供给短缺吗？绝对不是。他们是要围堵我国经济，不希望中国成为经济强国。

　　写到这里，让我总结一下本文要点：第一，“卡脖子”现象是国际分工格局形成后贸易受到限制的结果，因此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贸易管制；第二，国际市场供给短缺的产品往往会被人“卡脖子”，所以在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同时，我们绝不能放弃此类产品的生产；第三，关键核心技术是具有觅价权的垄断性技术，为防止受制于人，我们必须坚持科技自立自强。

　　最后再提一点建议。关键核心技术包括基础性技术、杀手锏技术、颠覆性技术。中国从现在起追赶，不仅所需投入大，短期也不可能全面领先。可取的选择，是在颠覆性技术领域超前部署，重点突破。当年我们搞出“两弹一星”，争取到了几十年的和平。若发挥我们举国体制优势，在某项颠覆性技术上领先一招，以“卡”止“卡”，方能扭转当下这种被“卡”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