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节，是个人修养的最高一级，也是最后的考验。”

——陈然《论气节》

一

许多人都知道《红岩》小说中成岗的人物原型陈然，他在刑场上横眉冷对，用反绑的双手将背上的死囚标签扯下，喝令“从正面向我开枪”，被敌人称为“慷慨悲歌之士”。但鲜有人了解，陈然曾公开发表过一篇《论气节》的文章，长不过1000余字，却磅礴浩然，道尽气节精髓。文章与陈然狱中表现交相辉映，恰是一曲共产党人的《正气歌》。

那是1947年春天，这个季节的山城重庆总是动人的，长江、嘉陵江岸翠色欲流，南山、歌乐山郁郁葱葱。然而，在这生机盎然中，一股寒流突然而至。2月28日，国民党政府不由分说，单方面中止国共和谈，驱逐驻南京、上海、重庆中共代表，派军警包围重庆的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馆，并予以查封。民生机器厂一名工人，激于义愤，将刊载有政协决议全文的《新华日报》公开张贴在厂门贴报栏，揭露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之举，竟至被捕牺牲。内战炮火声中，蒋介石政权洋洋得意地宣称，他们已于3月19日占领了延安。一时之间，人心惶惶，一些平时倾向于进步的人士也出现了动摇情绪。

在这种超乎寻常的低气压中，在枣子岚垭72号楼上一间斗室里，陈然等几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讨论着如何迎接这场严峻的历史风暴。他们坚信，“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越是形势恶劣，越要保持共产党人的气节。陈然将大家共同讨论的结果写成一篇《论气节》的短文，公开发表在《彷徨》杂志新五期上。

文章开宗明义：“气节，是中国知识分子优良的传统精神。”并列举古今中外的许多仁人志士，讴歌他们为真理、为人民、为正义舍己为人、舍生取义的精神，激励人们“在灾难降临的时候”，“不妥协、不退缩、不苟免、不更其守！固执着真理去接受历史的考验！”

文章只字不提当时的情况，但是其鲜明的针对性却不言自明。它如熏风般拂去许多人心灵上的尘土。

二

命运却仿佛有意考验陈然，一年后的1948年4月22日傍晚，他刚刚印完第23期《挺进报》，就被踢开房门冲进室内的特务逮捕。

虽然《挺进报》代理特支书记的身份并没有暴露，但是因为印刷《挺进报》的关系，他在狱中受到特务们“重点关照”。军统大特务徐远举亲自提审，在他看来如陈然之类的青年人书生气重、家庭观念浓厚，只要重刑拷打，重金诱惑，不怕不投降。于是用刑、逼供、恐吓、欺诈、利诱，日夜轮番审讯，无所不用其极。不过徐远举的算盘打错了，陈然虽然从外表看娴静得像一个大姑娘一样，却斗争非常英勇。不论徐远举耍什么手段，陈然还是那几句话：“《挺进报》是我办的，没有任何背景……办报是自由职业，很适合我的愿望，办大型报没有力量，才办了张小报。”这样的回答冷静缜密，滴水不漏，使得徐远举明知陈然这些话是假的，但是也无可奈何。

既然如此，那就“关”！徐远举妄想以遥遥无期的关押、没有尽头的刑讯使陈然们一个个丧失革命的气节，出卖自己的灵魂，于是，陈然作为重犯从渣滓洞监狱被转押到白公馆监狱。

其实，特务们不了解陈然。陈然的忠贞源于信仰，而不是一时的冲动。1939年，在抗战烽火中，陈然从江浙颠沛流离到鄂西。他虽然只有16岁，却已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认定了共产党，成为了坚定的党员。1942年，由于出现叛徒，陈然受组织安排不得不赴外地暂避。这期间他身无分文，又患上严重的痢疾，还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仍如一颗倔强的种子，无论在哪里都生根发芽，革命意志坚如磐石。1947年，陈然终于找到了地下党，恢复了组织关系，他如失散已久的游子，无比快乐地承担起党安排的任务。

那些日子里，陈然、蒋一苇、刘熔铸、吴子见等四人共办《挺进报》，陈然白天是中国粮食公司机器厂修配车间的管理员，晚上则负责印刷《挺进报》。印刷室相当局促，不过一间堆放杂物的小小储藏室，板壁上糊着厚纸，窗后挂着毯子，黑纸做成灯罩。如此条件下，陈然在夜晚降临之后，就不分寒暑地苦干，刻苦钻研印刷技术，提高印数，从1947年1月两张蜡纸刻三次勉强印200多份，至年底一张蜡纸可印2000份，为失去《新华日报》的重庆，给无法得知中央消息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带去了最美好的声音和希望。

三

陈然是快乐的，他愿意以一个人孤独的舞蹈，在朝不保夕的地下工作中，坚韧而无私地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他也是清醒的，办报之余，他为预防万一，苦练“老虎凳功”，他曾经对战友说：“我出了问题（指被捕），你们放心。”他就是这样充分地理解着革命的艰苦和危险，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自励。在陈然心中，这就是气节，是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知识分子所应尽、所能尽的责任。

所以，特务们认为即将改变信念的监狱，不过是陈然又一个奋斗的战场。就是在这里，他坚持着战斗。他通过能够接触报纸、关押多年的东北军将领黄显声将军传来的消息，办上了一份“白公馆版”《挺进报》，为狱友加油鼓气。他发现叛徒涂孝文虽然变节，但受良知折磨并未彻底出卖同志，便主动接近、鼓励涂孝文，使其幡然醒悟，守住了最后的良知。他善于给看守人员做思想工作。看守杨钦典是河南人，平时视河北人的陈然作北方同乡，在佩服陈然是条汉子之余，也不无疑惑地问他，只要悔过就可以出去，为什么？陈然慨然答道，革命不是为了私人，一切为后代。杨钦典从佩服转为感动。当陈然的最后时刻到来，杨钦典目睹陈然被枪杀于大坪刑场，泪流不已，于是在“11·27”大屠杀来临的千钧一发之时，帮助罗广斌等19人从白公馆突围脱险。

陈然牺牲于1949年10月28日，他与王朴、陈善谋、蓝蒂裕等10人互致革命的敬礼，笑赴刑场。陈然的快乐是由衷的，他已经从黄显声将军那里得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用绣花红被面和白衬衫做了一面五星红旗，并集体写诗《我们也有一面红旗》。此刻他虽然命赴黄泉，却是无怨无悔。

这就是陈然的气节，它不是鲁莽，不是冲动，更不是盲从，而是源于“高度的理性”，是知与行的完美结合。什么是高度理性呢？正如陈然自己说的：“那就是对世界、对人生的一种正确、坚定而深彻的认识。不让自己的行为违悖自己这种认识，而且能坚持到最后，这就是值得崇尚的，一种真正伟大的气节。”

（摘自《中国纪检监察报》2016年4月18日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