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有目的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这个目的自文艺复兴以来被赋予了推动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内涵，在近代以来的中国体现为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此，我们党把现代化和社会主义与中国历史传统和革命传统相承接，与基本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带领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找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地位，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新发展。

　　 一、全新的目标

　　社会学意义上的“发展”有两重含义。广义上指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演进过程，即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的变革；狭义上特指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过程，既从传统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转变。当代中国的发展是二者的统一，即中国共产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远大理想，现阶段的奋斗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但不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我们党都经历了长期探索过程。

　　关于共产主义的目标我们党完全清醒。消灭私有制和剥削制度，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实现人类大同，就是共产党人的理想，也是共产党人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精神动力，只是在共产党人看来首先要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创造条件。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我们党就马不停蹄地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在那一代人的意识中，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为早日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由此也焕发出建设社会主义的壮志豪情。虽然理论上遵循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但是在现实中，“早日”的含义是什么、“条件”包括哪些、能否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基础上直接创造等，我们党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因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其实还“不完全清醒”。因此，急于求成的情绪和超越阶段实践时有发生，在所难免。社会主义进程中的挫折使我们党认识到，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应分阶段有步骤；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现代化；现代化不等于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的充分发展必须建立在现代化的基础之上；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加速我国的现代化进程。

　　说到现代化我们党的认识也并非一步到位。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多用“工业化”这个概念。到1964、1965年之交，逐步形成了分两步走、到20世纪末基本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使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发展战略。这一目标没有也不可能如期实现，原因不仅仅在于受到某种干扰和破坏，更主要的是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以实事求是的态度重新谋划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战略。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会长马尔科姆·麦克唐纳时指出，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96页）。同年12月6日，他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又对“中国式的现代化”进行阐释，即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之家”或“小康的状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页）。在邓小平的心目中就是，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住房问题解决了；就业问题解决了，城镇基本上没有待业劳动者了；人不再外流了，农村的人总想往大城市跑的情况已经改变；中小学教育普及了，教育、文化、体育和其他公共福利事业有能力自己安排了；人们的精神面貌变化了，犯罪行为大大减少（《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5页）。这便是一个人民生活比较殷实、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共同进步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雏形。新旧世纪之交，中国人民的生活从整体上达到小康。2002年党的十六大根据新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新要求，制定了新世纪头20年的奋斗目标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鉴于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任务已提前完成，2012年党的十八大制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在加速。到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指日可待。着眼于未来30年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党的十九大制定了分两步走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到新中国成立100年之际，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特征的描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第一次出现，是为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增添的全新内容、作出的原创性贡献。这一目标导向要求不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鲜明的特征

　　现代化是16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线索和标志，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所呈现的是资本主义的面貌和特征。十月革命后形成的苏联模式，又随着时代的变迁已落伍过时。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不同”，既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也不固守苏联模式，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先说资本主义。在150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中，英国率先开始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最早跨入工业化的门槛，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紧随其后，接踵而至。尽管“资本主义”是其共同的特征，但发展模式也不尽相同。按照西方“新制度学派”的说法，大体又分市场导向资本主义、政府导向资本主义、谈判或协商资本主义，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也是在统一性和多样性的辩证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在科学社会主义的视野中，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给予高度评价：“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页）马克思更是明确表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2页）。但事实上，它不仅“显示”了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成就，也“显示”了人的“异化”、两极分化和剧烈的阶级冲突以及给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带来的深重的灾难。因此，许多“工业较不发达国家”并非像东施效颦一样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从主观动机看，这是为了避免经历资本主义的苦难；从客观实际看，则是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实现现代化的阻力最大。这样一来，马克思恩格斯的说法也许要改动一下：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就不能“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而是应该另辟蹊径，但前提是继承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或许马克思晚年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才在头脑中闪现过跨越“卡夫丁峡谷”的思想火花。

　　再说苏联模式。在其确立之初，它有效地动员了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使得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能够在物质条件十分困苦的情况下得以展开，为无产阶级政权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创造出一代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素质的新型产业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为现代化建设培育了大批人才；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为后人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思想材料；它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现实形态，是有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条新路。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许多国家为推进本国现代化进程沿袭了苏联模式。中国也是其中之一。但苏联模式，顾名思义产生于苏联；当时的苏联又处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一旦这个模式移植到其他国家，就会遇到不同的环境和土壤；一旦时过境迁，就必然会提出模式转换的要求。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主题向和平与发展的转变，这种适应战争环境的特殊方法已不再适应新科技革命与和平条件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必须通过改革实现模式转换。我国的现代化正是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得以加速。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特征日益突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在于，“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发展和运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14页）。我们党秉承这一理念，把它转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实现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他要求共产党人，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人民，既是客体，也是主体。前者是指它是党和国家服务的对象，后者是指它是国家的主人，二者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亿万中国人民的实践。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就是这种统一的生动体现。但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可能一蹴而就，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过程。

　　 三、独特的路径

　　古代中国的思想家对社会发展逻辑有独到的见解。回顾原始社会到文明时代的转变，先贤朦胧地意识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产生的意义：天下为公的大同为天下为家的小康所取代，而现如今更是“礼崩乐坏”。于是便有了结束混乱状态，经小康而大同的发展阶段论，有了《礼记》对“大同”和“小康”的描述和憧憬。《礼记》虽出自儒家手笔，但“大同”学说则基本为诸子百家共奉。这一“三段论”图式并非形而上学的教条，而是一种过去、现在和未来，历史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相统一的观念。近代以来，康有为的“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说法，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论”，都受到这一思想的启发。同样，中国共产党人也批判地继承了这些观点。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写下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他总结了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豪迈地宣布：“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言外之意，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这条道路，即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进而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现在行程已经过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任务落在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

　　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体现了“三段论”轨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虽已胜利实现，但仍然构成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对此作出历史定位，即从2017年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他提出要按照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要求，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特别是要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的攻坚战，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接下来“两步走”即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意味着把邓小平关于21世纪中叶实现的目标提前15年完成。这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加速的必然要求。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发展路径也体现了历史过程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中国的国别史和世界历史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在这个过程中日益接近。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